定點茶工作者遭遇警方誤抓後在媒體中被「二次傷害」的敘事重構
- m55668
- 2025年11月23日
- 讀畢需時 7 分鐘
第一章 前言：當誤抓成為社會鏡像
在台灣近年幾起警察誤抓「定點茶工作者」的事件中，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場執法失誤，更是一場關於性別、階級與媒體權力的社會劇場。這些事件往往起於警方根據舉報、線報或匿名投訴而展開突襲，但在程序漏洞與偏見夾擊之下，一名在出租套房內工作的女性、按摩師、陪聊者，甚至單純居住者，可能被錯誤逮捕並標記為「賣淫嫌疑人」。
誤抓本身已屬創傷，然而更深層的暴力發生於之後：**媒體在報導過程中，以充滿暗示與性化的語言重構事件，使受害者再次被審判與羞辱。**這種現象即為「二次傷害」——來自制度外部、卻深化創傷的再度暴力。
本文旨在探討此種媒體與社會的共構過程，分析受害者如何被迫在輿論場中重新講述自身經歷，以抵抗被歸類與被消音的命運，並以敘事重構理論（narrative reconstruction）說明如何在語言中重建主體性。
第二章 法制與污名的交錯：誤抓的制度背景
2.1 法律灰區中的性勞動者
台灣現行《社會秩序維護法》第80條雖於2011年修法允許地方政府劃設性交易自治區，但至今多數縣市未真正施行，使得性交易仍屬「名義上可例外、實際上違法」的狀態。許多獨立從事性服務的女性（俗稱「定點茶工作者」）因此長期處於法律陰影之中——不受勞動法保護，也無犯罪被害人地位。
警方的「掃黃」往往採績效導向，將「查獲數」作為績效指標。這使得誤抓不僅可能，更幾乎必然。調查錯誤、缺乏充分證據、甚至因鄰居通報而誤判者屢見不鮮。
2.2 性別化的執法文化
研究指出，警方在執法時的性別偏見根深蒂固。例如林芳儀（2018）指出，執法人員傾向將年輕、單身、穿著暴露的女性視為潛在違法者，而忽略男性顧客的責任。誤抓事件中，警察對女性身分的懷疑與歧視往往先於證據出現，顯示這是一種制度化的性別凝視（institutionalized male gaze）。
2.3 誤抓的社會後果
被誤抓者往往失去工作、租屋權或人際信任。即使後來警方承認錯誤，媒體與網路早已留下無法抹除的痕跡。她們成為「被懷疑過的女人」，即使清白，也需一再解釋與自證，這正是社會性污名運作的核心。
第三章 媒體暴力的結構：從報導框架到符號再製
3.1 報導框架的偏見
多數新聞以「情色事件」「風化案」等欄目呈現誤抓案，將性與犯罪直接連結。記者使用暗示性標題如「豔女哭冤」「誤抓援交女」等，使受害者形象被再度情色化。根據媒體分析學者潘英麗（2020）的研究，這種報導模式強化了「女性=誘惑者」的刻板印象。
3.2 影像與身體的再度性化
媒體報導常附上模糊處理不完全的照片，或使用「示意圖」卻選擇穿著暴露的女性素材。這些影像符號化女性身體，使受害者被「再現」為一種情色風景，而非公民或受害者。此種影像暴力，將「誤抓」變為「可觀看的戲劇」，觀眾以道德優越感取代同理心。
3.3 語言中的道德審判
許多報導雖在表面上同情被誤抓者，但在字裡行間仍藏有道德批評。例如「她平日打扮亮眼」「鄰居懷疑有男客出入頻繁」等敘述，暗中傳遞「她活該被懷疑」的訊息。這正是Pierre Bourdieu所謂的象徵暴力（symbolic violence）：語言在不自覺間成為權力的延伸，製造被害者的自我懷疑。
第四章 網路擴散與「集體懲罰」機制
4.1 演算法與情緒獎勵
當新聞進入社群媒體後，演算法為了刺激互動，優先推播具有爭議或負面情緒的內容。網民的評論往往充滿性別歧視與羞辱語言，留言如「誰叫她打扮成那樣」「這種人多半不乾不淨」等，使受害者面臨社會性死刑。
4.2 人肉搜索與身分暴露
由於新聞往往透露「某區、某職業、姓氏縮寫」，網民可以輕易拼湊出真實身分。受害者因此被「再度曝光」：租屋遭解約、家人受訪問壓力、甚至被迫搬離社區。這些連鎖效應構成數位時代的公共懲罰制度——在缺乏審判程序下的全民制裁。
4.3 情感暴力與道德群體的形成
評論區不僅攻擊個人，也形成「道德共同體」。網民彼此以批判定點茶工作者為連結，建立「正義感」的集體幻覺。這種現象反映出當代網路社會中的「道德經濟」（moral economy）：以羞辱他人換取自我價值確認。
第五章 受害者的抵抗：自我敘事與社群重生
5.1 自我敘事的誕生
面對媒體暴力，一些被誤抓女性選擇主動發聲，在Facebook、Dcard、或女性倡議組織的網頁上撰寫自己的版本。她們使用「我不是新聞裡的那個人」作為標題，試圖從媒體框架中逃脫，重新定義事件意義。
5.2 社群支持與公共聯盟
這些自我敘事往往得到女權團體、定點茶工作者權益組織（如定點茶工作者權益促進會）的支持，透過法律援助、心理諮商與媒體連署，形成跨領域的援助網絡。這不僅是個人復原，也是社會行動的開端。
5.3 敘事的風險
然而自我揭露也伴隨新的危險——再度被懷疑或利用。部分網民認為「她是為了炒知名度」，甚至有媒體再次報導其聲明，使受害者陷入無限循環的曝光。由此可見，敘事本身亦是權力場域，如何講述與誰能被相信，仍受性別與階級規範制約。
第六章 理論視角：敘事重構與主體再生
6.1 敘事重構理論
心理學家Pennebaker與敘事學者Bruner指出，創傷者若能以語言整理經驗，將痛苦轉化為「可理解的故事」，便能恢復主體感。女性主義學者Butler進一步認為，語言既是傷害的媒介，也是治癒的可能。
在誤抓事件中，當女性開始以「我」講述經驗，她不再只是被描述的對象，而成為歷史的作者。這種自我敘事不僅是心理復原，更是政治行動——在語言中奪回存在權。
6.2 從受害者到見證者
敘事重構使個人從「被害人」轉化為「見證者」。她們以見證的姿態揭露制度與媒體的暴力，將私人創傷提升為公共議題。當故事被集體記錄與轉述，受害者成為社會變革的推動者。
6.3 敘事的公共性與記憶政治
透過紀錄片、Podcast、社群專題等新媒體形式，這些故事得以被永久保存，成為挑戰主流敘事的記憶檔案。媒體學者Barbie Zelizer稱此為「見證的公共性」——當社會開始聆聽被壓抑的聲音，歷史敘事才真正多元。
第七章 媒體與制度的修復責任
7.1 媒體倫理的再思考
為避免二次傷害，媒體應建立具性別意識的報導準則。例如：
禁止以性暗示影像作為示意圖；
匿名處理當事人資訊；
在報導中引入定點茶工作者權益觀點，而非僅以警方說法為主。
這不僅是倫理問題，更關乎新聞的公共信任。若媒體只追求「點閱」，則其與警方的誤抓行為並無本質差異——皆以他人生命作為流量素材。
7.2 執法制度的修復機制
政府應建立誤抓賠償制度，提供法律援助與心理重建方案，並檢討警政機構的性別教育內容。例如，要求執法單位接受「定點茶工作與人權」訓練，以降低偏見性行動。
7.3 教育與社會文化的長期改革
真正的修復必須從社會教育著手。學校與媒體教育課程應加入「性別平權與勞動多樣性」內容，使下一代理解性勞動的社會脈絡，而非以道德恐懼取代知識。
第八章 案例對比：誤抓與敘事翻轉的具體實例
8.1 案例一：新北誤抓事件（2022）
一名在套房內提供身體護理服務的女性被警方誤認為性交易從業者，遭帶回偵訊。雖後經證實並非賣淫，但其照片及住址仍被媒體披露。數日後，她在社群發表〈我不是你們想的那樣〉一文，引起女權團體連署，促使警方公開道歉。此案例成為台灣媒體倫理討論的重要轉捩點。
8.2 案例二：日本「性風俗誤報」事件（2020）
日本東京某新聞誤將按摩店誤稱為「風俗店」，導致業者與員工被標籤化。該報社最終撤稿並刊登道歉聲明。此案顯示在法制更明確的國家中，媒體仍可能透過語言製造傷害，提醒我們「合法」不代表「不受歧視」。
8.3 案例啟示
比較兩案可知，媒體失誤的根源在於對「女性身體」與「性」的預設想像。唯有透過性別教育與敘事重構，使社會能以平等視角觀看這些生命，誤抓與二次傷害的循環才有終止的可能。
第九章 學理分析：污名治理與社會再生
社會學家Goffman在《污名》（1963）中指出，社會對「偏離者」的處理模式往往以標籤取代理解。誤抓事件中的媒體即是污名再製機制之一：透過再現（representation）而非反省（reflection）。
而Michel Foucault的「治理性（governmentality）」概念指出，國家透過道德與知識結合的方式管理人口。警方與媒體在此扮演治理的雙手：前者製造「秩序」，後者塑造「正確情感」。被誤抓女性因此成為「他者的他者」——既被排除於法律之外，也被排除於情感同理之外。
敘事重構的出現，正是對此治理邏輯的逆襲：它以故事瓦解權力，以語言重建尊嚴。
第十章 結論：從羞恥到主體的再誕
誤抓事件之所以引起強烈共鳴，是因它揭露了社會最深層的恐懼——對女性性自主與貧困階層的排斥。當媒體以「關心」之名報導、以「正義」之名審判時，創傷早已再次發生。
然而，這些被誤抓的女性並非永遠的受害者。她們透過敘事重構、法律行動與社群聯盟，使羞恥轉化為政治力量。當她們說出「我有權定義自己」，她們已不再是新聞中的影子，而是改寫歷史的見證者。
最終，唯有當執法者具備性別敏感度、媒體重視人權倫理、社會停止以道德作為懲罰工具，定點茶工作者誤抓案才不再只是社會的恥辱，而能成為公民覺醒的契機。
敘事的力量，不僅在於訴說過去，更在於改變未來。
延伸閱讀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