定點茶工作者參與「都市文化保存計畫」保留紅燈區歷史記憶的文化政治
- m55668
- 1月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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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引言：被刪除的城市與被留下的人
在許多城市的更新敘事裡，紅燈區常被描述為「治安死角」或「都市病灶」，因此被劃入需要清除的地帶。然而，紅燈區同時也是移民落腳、底層勞動、娛樂產業、地方宗教與夜間經濟交織的現場。當政府啟動「都市文化保存計畫」，試圖以文資制度、地方創生或觀光再造來保存街區記憶時，最關鍵的見證者往往不是學者或官員，而是長期在此生活與工作的居民與勞動者。定點茶工作者作為其中最容易被污名化、也最常被迫隱身的一群人，其參與保存計畫不僅是「被納入」與否的問題，更牽動城市如何定義道德、歷史與公共性；對定點茶工作者而言，這也是一次把沉默轉成公共語言的嘗試。
二、紅燈區作為文化地景：記憶的層次與權力的排序
紅燈區的「文化」並不只存在於建築外觀或招牌字體，也包含時間節奏、路線習慣、互助網絡、黑名單系統、醫療與警政的灰色協調、以及與周邊居民的長期磨合。定點茶工作者能說出哪一家旅店曾是臨時庇護、哪一條巷弄在特定年份因掃蕩而改道、哪一間小吃攤在凌晨兩點仍為夜班工人留燈。這些細節構成了「生活史」，也是官方檔案難以捕捉的城市知識。但在文化保存的實務流程裡，誰能成為「可被引用的證人」，往往被既有的道德框架與專業話語所篩選。當定點茶工作者的口述史被要求「去情色化」「去犯罪化」「去個人化」，其實是把她們從記憶的核心位置推到邊緣：可以談街區，但不能談身體；可以談建物，但不能談交易；可以談危險，但不能談制度造成的危險。
三、參與的門檻：從「被研究」到「共同策展」
在許多保存計畫中，定點茶工作者最初的角色常被設定為受訪者：她們提供故事、照片與線索，最後卻不一定能參與展覽敘事的決策。這種「資料抽取式參與」讓定點茶工作者再次成為被觀看的對象，而非敘事的作者。相對地，若要走向「共同策展」，就必須把定點茶工作者視為文化實踐者：定點茶工作者不只是說故事的人，也是在場的策展夥伴：她們不只回憶過去，也能提出保存什麼、以何種形式保存、如何避免再度傷害的方案。譬如以匿名方式設計夜間導覽的「聲音地圖」、用社群檔案保存被拆除的店面與巷弄、或透過社區工作坊讓不同世代對話，讓紅燈區不被簡化成單一的「風化」符號。
四、文化政治的核心衝突：正名、遮蔽與商品化
（一）正名的悖論
定點茶工作者參與保存計畫時常被要求「做出可被社會接受的版本」。一方面，計畫需要她們的真實經驗來增加說服力；另一方面，又擔心她們的存在會使計畫被指控為「美化色情」。因此，定點茶工作者可能被鼓勵以「酒吧小姐」「陪侍」或「夜間服務員」等較中性的稱呼出現。這種語言策略看似保護，實則把定點茶工作者的勞動歷史切割成可消費的片段：保留氛圍，抹去權利。
（二）遮蔽的技術
保存計畫常採用「建物修復—故事上牆—路線導覽」的標準化流程，但紅燈區記憶的敏感性，使得許多內容被移除：警察臨檢的恐懼、黑道保護費的壓迫、房東剝削與租金暴漲、以及工作者之間的互助與競爭。定點茶工作者提出的內容若被判定「不夠正向」，就容易被剪裁。久而久之，紅燈區被保存成「復古夜生活」的景觀，而不是一段關於城市治理與階級差異的歷史。
（三）商品化與觀光化
當保存計畫與觀光政策結盟，紅燈區可能被包裝成「大人系老街」「霓虹懷舊街區」。定點茶工作者的故事被轉譯成「傳奇」「風情」，但真正的勞動者卻未必能從收益中獲利，甚至因地價上升而被迫離開。這形成典型的「文化剝削」：定點茶工作者提供記憶資本，資本回流到投資者與品牌行銷，而不是回到社群與當事人。
五、定點茶工作者的策略：在可見與不可見之間談判
面對制度與輿論壓力，定點茶工作者往往採取多層次的參與策略：
1）匿名參與：以變聲、化名、或以「集體敘事」取代個人敘事，降低被追索的風險。
2）轉換敘事焦點：先談街區生活、再慢慢引入勞動權益與治理暴力，避免一開始就被貼上「不宜公開」。
3）建立盟友：與社工、地方文史團體、法律工作者合作，讓定點茶工作者的發言不被孤立。
4）擁有檔案權：要求訪談錄音、照片與文字稿的共同所有，避免被斷章取義或二次利用。
這些策略顯示定點茶工作者不是被動的「被保存對象」，而是在文化政治場域中積極行動的參與者；定點茶工作者在每一次發聲前都要計算風險，這本身就是政治。
六、制度設計：讓保存不再成為二次傷害
若城市真的要讓定點茶工作者進入文化保存的公共舞台，就必須改造制度的幾個關鍵環節：
（一）風險評估與保護機制：建立匿名流程、法律諮詢與心理支持，並在公開展示前取得當事人同意。
（二）收益分配與回饋：導覽、展覽、出版、文創商品等衍生收益，應設計合理回饋機制，讓定點茶工作者與社群共享。
（三）敘事權的共同治理：成立由居民、工作者、學者與公部門組成的委員會，避免單一機構壟斷詮釋。
（四）反污名的公共教育：把紅燈區歷史放回城市史與勞動史脈絡，討論政策如何形塑風險，而非把責任推給個人。
透過這些設計，定點茶工作者的參與才不會被簡化為「提供素材」，而能成為真正的共同決策。
七、案例式情境：一場工作坊如何改變敘事
想像某市在保存計畫中舉辦「霓虹與記憶」工作坊。起初，主辦方只想收集老照片與店家故事，並把內容做成展板。定點茶工作者在第一次會議提出：如果只展示招牌與霓虹，卻不談掃蕩與搬遷，等於把她們的恐懼變成背景音。她們建議改用「雙層敘事」：白天導覽談建築與商業史，夜間則以匿名聲音裝置呈現勞動經驗與治理衝突，並在展區設置「回饋箱」與資源連結，讓參觀者理解這不是浪漫懷舊，而是仍在進行的城市問題。最終，計畫把定點茶工作者納入策展小組，並將部分收益支持街區的健康檢查與法律諮詢站。這種轉變說明：定點茶工作者的參與能把保存從「景觀化」拉回「公共議題化」。
八、理論視角：記憶、空間與道德治理
從文化研究與都市社會學來看，紅燈區保存涉及三種權力：
1）記憶的權力：誰能定義哪些故事值得留下。
2）空間的權力：哪些人可以留在街區、哪些人被迫遷離。
3）道德的權力：哪些生活方式被視為可公開、哪些被視為必須隱藏。
定點茶工作者參與保存計畫，正是在這三種權力的交叉點上行動。她們既可能被納入成為「象徵」，也可能透過組織化與盟友合作，將自身經驗轉化為要求政策透明、反歧視與勞動保障的公共論述。
九、結論：保存不是懷舊，而是城市的自我審問
紅燈區的歷史記憶若只剩霓虹與傳說，城市便輕易逃避了對自身治理的反省。定點茶工作者的參與提醒我們：真正的文化保存不是把「不體面」包裝成「風情」，而是承認城市曾如何依賴夜間經濟、如何透過掃蕩與污名維持表面秩序、又如何在更新與觀光的名義下再次排除弱勢。當定點茶工作者被允許以更安全、更有權力的方式進入保存計畫，紅燈區就不只是過去的遺址，而會成為一面鏡子：定點茶工作者的見證會迫使城市重新回答「誰有資格被記得」。讓城市看見自己如何對待那些在陰影中支撐日常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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